2017年12月6日 星期三

陳水扁總統:「二二八事件」是台灣轉型正義的指標



陳水扁總統:「二二八事件」是台灣轉型正義的指標
我有權力、做得到的時候,我一定做

文/邱斐顯

攝影/邱萬興
錄影/李昇霖
時間2017414
地點/高雄市人文首璽交誼室


從台北市長到總統之路


1998年,陳水扁欲競選台北市長連任,但縱使他在市長任內努力改善市政,也得到不錯的評價,但由於陳水扁無法吸收台北市的外省票源,尤其是外省族群的省籍情結很重,不管陳水扁市長做得多好,會投給陳水扁的只有10%而已。選戰結果雖然陳水扁的得票數比1994年增加了七萬多票,陳水扁最後還是在全國支持者的驚呼聲中宣告敗選。


1999年初,陳水扁在支持者的擁護與鼓勵之下,開始為2000年的總統大選,預做舖路的準備工作。


2000年初,有心參選總統的各組人馬,不管是在各黨派中經過激烈廝殺後脫穎而出,或是乾脆堅持脫黨自行參選,大致都已敲定,共有五組正副人選。分別為民進黨提名陳水扁、呂秀蓮;國民黨提名連戰、蕭萬長;退出國民黨的宋楚瑜、張昭雄;新黨徵召的李敖、馮滬祥;退出民進黨的許信良和退出新黨的朱惠良。


2000315日,中國總理朱鎔基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外記者會,發表恫嚇台獨的強硬警告:「誰要進行台灣獨立,就沒有好下場!」要台灣選民做出「明智的歷史抉擇」。這樣的惡意恐嚇,更讓台灣人民決心團結以選票來對抗中共的囂張。


2000318日,陳水扁、呂秀蓮以4977737票贏得勝選,獲得39.3%得票率,當選中華民國第10屆正副總統。相較之下,宋楚瑜、張昭雄獲466萬多票,連戰、蕭萬長只獲292萬票。陳水扁、呂秀蓮雖然只贏了宋楚瑜、張昭雄30多萬票,然而,台灣人民還是用「選票」實現了台灣歷史上第一次的政權和平移轉。


移除總統府內蔣介石銅像


陳水扁身為第一個民進黨籍的總統,他對於過去20年來所參與的台灣民主運動,以及台灣人在戒嚴時期遭受到的種種迫害,深切體認,因此,當選後他念茲在茲的,就是要為台灣人做事。


訪談中,陳水扁提到,他剛剛上任當總統時,每一天去上班他都會被嚇到,因為「那一尊黑黝黝的黑人」(所指即為蔣介石的銅像),剛好就矗立在總統府大廳。


1975年蔣介石過世後,副總統嚴家淦繼任為總統,他就在總統府內豎立一尊蔣介石銅像,自此之後,總統每一天上班都要向這個蔣介石銅像敬禮,不然不能進去上班。嚴家淦只當一任總統(從1975年到1978年),不再連任。之後便是由蔣介石之子蔣經國(先前職務為行政院長)接任總統。


蔣經國在他自己第二任總統任期(1984~1990)未滿之際,就於1988年初因病去世。當時由副總統接任總統的李登輝也是國民黨員,後來李登輝先是透過國代選舉當上總統(1990~1996),接著在民主化改革之下,又因他是台灣人之故,便於1996年以總統直選制度,大幅度獲得台灣人民的支持而當選總統。但是他們一路蕭規曹隨,從不更動這個規定。那一尊蔣介石銅像就豎立在那裡25年。


陳水扁說:「他們(國民黨籍)的總統要對他(蔣介石銅像)行禮。但是這對我們民進黨籍的人來說,我擔任總統,我覺得那一尊蔣介石銅像放在總統府入口處,那是擋到我的路。我怎麼會永懷領袖?我進入總統府之後不久,就把那尊蔣介石銅像移到『中正廟』,放在那裡。」



原置於總統府內的孫逸仙銅像,被陳水扁總統移至三峽倉庫存放。
攝影/邱萬興


總統府就是總統府,不是介壽館


總統府的陳設與外觀,還不只豎立蔣介石銅像一事而已。總統府裡面有一個大禮堂,陳水扁總統上任以前,此處名為「介壽堂」,那三個字是吳敬恆(吳稚暉)於1952年寫的。陳水扁在他的總統任內,就把「介壽堂」那個匾額拔除。遺憾的是,陳水扁總統之後繼任的馬英九總統,趕在他2016年卸任前,又把該處改回「經國廳」,說是要緬懷已故總統蔣經國。


陳水扁總統任內,不僅拆下「介壽堂」匾額,也把孫逸仙的銅像移到三峽倉庫存放。不過陳水扁卸任後,政權再度易手,孫逸仙的銅像又被請回原處了。


陳水扁回憶這些涉及轉型正義的小細節,他娓娓道來:「總統府的本體建築,大家都說是『總統府』,其實我上任之前,那不是『總統府』,那叫做『介壽館』。早期蔣介石夫婦雙十節在(二樓陽台)閱兵,在那邊揮手,因為蔣介石怕死,所以站在二樓陽台,表示他高高在上。李登輝閱兵的時候,則是下來下面閱兵。這棟建築物上面寫的是『介壽館』。現在看不到『介壽館』了,已改成『總統府』。那個是我改的,我請陳奇祿院士寫的。陳奇祿院士,是我們台籍的台南人,他是第一任的文建會主委。」陳水扁表示,總統府就是總統府,不是介壽館!


2006325日,總統府大門口「介壽館」的大理石匾額被取下,交由國史館收藏,正式換上陳奇祿所題的「總統府」匾。



總統府本體建築,原題為介壽館,2006 年陳水扁總統下令移除「介壽館」的牌匾,並更換為中研院院士陳奇祿所題的字「總統府」。攝影/邱萬興


檔案管理局徵集二二八檔案


2001228日,陳水扁以總統身分出席「二二八事件54週年紀念儀式」,代表國家向人權前輩、受難者及家屬,表達最高歉意。這是繼李登輝總統以來,第二位國家元首向二二八受難者與家屬致歉。


事實上,做為第一個民進黨籍的總統,陳水扁對二二八事件念茲在茲的,就是他所強調的:「我有權、有能力做到時,我一定做。」


早在1993年陳水扁擔任立委的年代,他就全力支持將「二二八事件檔案」公開化。當年,張俊雄立委要求將尚未公開的二二八事件檔案予以公開;陳水扁立委則表示,如果檔案資料不公開,應在法律條文中明定處以徒刑。當時民進黨實力不夠,立委席次雖比過去大有增加,但與國民黨籍立委席次相較之下,仍無法在立法上或行政上有真正的作為。而這種情勢,直到陳水扁當選總統,才有一些實質上的突破。


200031日,行政院研考會(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成立「國家檔案局籌備處」,展開檔案管理組織、制度與相關法規建置工作。此時,尚在李前總統登輝先生任內。


2000520日,陳水扁總統上任後,任命林嘉誠博士擔任行政院研考會主委。20011123日,「檔案管理局」正式成立,隸屬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此後,檔案管理局積極徵集與二二八事件有關的檔案,並由國史館出版《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在陳水扁第二任總統屆滿的2008年,《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已徵集與出版16冊。


補償賠償,一字更改走12


1995323日,立法院通過「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當時國民黨堅持用「補償」取代民進黨要求的「賠償」,民進黨立委在多數決的情況下,不得不先妥協,以求這個條例能先通過,進而再談及修改法律用字。20018月,民進黨第一次執政後的一年多,民進黨立委開始提出把「補償」改為「賠償」。


雖然民進黨籍的陳水扁總統握有行政實權,但是立法院內國民黨籍立委仍占多數,民進黨想要修改這個條例,仍然不可行。據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執行長楊振隆指出,這個條例在立法院被冰封了將近6年,甚至號稱「被杯葛案件」的前10大排名。


2006年《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出版,經過多位歷史學者與法政學者的研究,終於將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的「元凶」指向蔣介石,認為蔣介石指派整新編第21師師長劉雨卿率兵赴台鎮壓,展開屠殺和清鄉的鎮壓工作,應負最大責任。這份報告出爐後,總算讓「二二八平反運動」往前推進一大步。


1995年以來,原名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最後得以在200738日(二二八事件60週年之後),於立法院通過「將補償條例改為賠償條例」。


陳水扁對於這個更改,記憶鮮明,他說:「『補』償條例正式改為『賠』償條例,是我在任總統的時代,我都把它通過了,這也是抗爭了很久都通不過的。國民黨他們絕對不會承認他們有什麼責任,他們花錢消災,用『補償』名義沒有關係,但是要用『賠償』名義絕對不行。當時我們在立法院的席次也是少數,還能通過修改,表示台灣社會慢慢成熟了,連國民黨也不敢反對了。」


從「補」償條例到「賠」償條例,從1995年到2007年,這一字的更改,足足走了12年。


頒發二二八回復名譽證書


關於「二二八平反運動」,陳水扁說,兩任總統8年,他做了很多連自己都沒有辦法想像的事,他強調,「可以做的,我絕對做。」


200382日,總統府舉行「二二八回復名譽證書頒發典禮」。陳水扁總統先為二二八受難者及家屬舉行平反儀式,由他與副總統呂秀蓮共同簽署「二二八回復名譽證書」,並致詞,隨後為二二八受難者及家屬頒發證書。陳水扁總統致詞時提到:


今天是台灣歷史上重要的日子,二二八受難者終於獲得回復名譽,還給歷史的清白和應有的公道。阿扁在此代表政府頒發回復名譽證書,感到非常欣慰,因為這是阿扁和呂副總統從政以來,追求二二八公義的一貫堅持與努力。

二二八事件是戰後台灣歷史上最重大的傷痛事件。台灣人民為爭取社會公道,群起抗議,要求民主改革,卻換來國府派兵鎮壓,造成無數台灣菁英和民眾的傷亡。國府更以「暴亂」、「暴動」、「暴民」、「叛亂份子」、「共黨策動」等罪名,污名化二二八事件,使得二二八事件成為政治禁忌,歷史禁忌。

一張回復名譽證書,雖然無法喚回親人的生命,無法重回歷史的現場。但阿扁深信,二二八事件公義和平運動能突破國民黨的禁忌,而有今日的成果,是無數民主前輩努力的結晶,也是二二八震撼台灣人心之所在。在追求公義的過程中,有些家屬堅信親人的清白,認為生命與名譽同等重要,在未獲名譽回復之前,絕不領取補償金。阿扁深深瞭解這種心情,也能體會二二八受難者及其家屬五十多年來的委屈與不滿。

經過十多年來檔案史料的公開和口述歷史的調查,二二八事件已不是「叛亂」、不是「暴動」、不是「暴動份子」、更不是「共黨策動」,而是台灣人抗議社會不公,要求民主改革、主張台灣人治理台灣的作為。這些已成為二二八精神、成為台灣歷史文化最重要的資產。


平反政治冤案、追求歷史真相與社會公義,是台灣「人權立國」的根本。今日,二二八受難者得以回復名譽,是人權伸張的表現,也是台灣邁入民主與人權國家的重要里程碑。


李登輝總統時代(1988~2000),雖然李登輝總統已經公開指示,請學術研究單位研究「二二八事件」,但是李登輝總統從沒有積極要求將「二二八事件檔案」公開,遑論為二二八受難者回復名譽之舉。自2003年起,總統每年都會頒發二二八回復名譽證書。陳水扁之後,繼任的馬英九總統,以致現任的蔡英文總統,頒發回復名譽證書之事,從沒有停止。


永續經營二二八基金會  責任歸屬報告出爐


199547日(李登輝)總統令公布「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199510月行政院成立「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秉持物質補償與精神撫慰並濟之原則,受理二二八補償申請、核發補償金。


但當初李登輝總統時代制訂的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組織條例,並非永久性質,而是一個階段性質,預計以15年(即1995年至2010年)來推動「二二八事件」的補償事宜。因此在陳水扁總統任內結束後,該基金會就面臨存續問題。陳水扁表示,當時他就開始想,「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怎麼可以這樣就結束了呢?他認為應該要基金會永續經營下去,因為,還有很多事尚未完成。


2005年,當時基金會的陳錦煌董事長偕同7位董事赴行政院,與謝長廷院長面商本會的未來定位及存續等相關問題。謝長廷院長當場允諾支持籌建國家級二二八紀念館,並協助將二二八「補償條例」正名為「賠償條例」,同時指示相關單位研議二二八基金會轉型為常設性機構之解套方式。2007年,政府為了能夠永續經營「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請主計處、教育部、內政部、法務部研議設置「二二八和平基金」,希望以13億、5年共15億新臺幣的目標,讓基金會能夠有效的運作,彰顯臺灣的主體性,讓國家和平發展。只是2008年陳水扁卸任後,由國民黨籍馬英九接任總統,此後「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的經費就遭到逐年刪減的命運。


而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為二二八事件所做的最大的貢獻,就是在2006年發表《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2006219日,陳水扁總統參加《228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新書發表會,他說:「過去,台灣處在威權體制的統治下,歷史真相往往被執政當局刻意蒙蔽,無法明朗。在國家民主化轉型過程中,還原過去歷史事件的原貌,並釐清責任的歸屬,是邁向更成熟民主的必經道路。……一個真正成熟的民主國家的人民,必須培養能誠實面對歷史的勇氣,才可以建立社會正義與互信互賴的基礎,唯有將歷史還原,才能從中學習教訓,並進而建立土地與國家的認同。


降半旗、發行郵票、設立國家紀念館


陳水扁回憶著,《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出版後,同年(2006年)行政院考量二二八事件的歷史意義與價值,通令全國自翌年(2007年)起於每年228日當天降下半旗,以提醒國人記取歷史教訓。


接著,我們就來發行台灣郵票。台灣第一張郵票隨著郵政總局的設立,於1888年發行。往後近百年,郵政單位不曾以台灣為名發行郵票,直到2007年的228日,我們發行『台灣』郵票。第一張台灣郵票,就是以228國家紀念館作為背景。第一張的台灣郵票,就跟二二八有關係。


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時,於1996年把位於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內的台北市政府公園路燈管理處辦公廳舍,根據這棟建築物在二二八事件中的重要地位與歷史意義,選定作為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的館址。「我做市長時,設立台北二二八紀念館。我到中央做總統時,我就要設立一個國家級的二二八紀念館。」


「要把國家級的二二八紀念館設置在哪裡?當時眾人意見很多,家屬、學者專家、政府單位,大家一直找找找,找了很多地方,找到最後大家認為過去美國的新聞處(南海路)很合適。這個地方以前是『台灣省參議會』與『台灣省臨時省議會』,因此那個建築物也有其歷史意義。最後我們就確立把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設置在那裡。」20067月行政院核定此地為「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館址。


二二八事件  元凶就是蔣介石


《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最重要的一個結論,為「二二八事件的元兇就是蔣介石」。這一份官方性質的《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出版後,陳水扁總統有此依據,他開始做一些轉型正義工程。


陳水扁強調,「《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出版之前,二二八事件只有被害者,沒有加害者,所以在李登輝國民黨的時代,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只同意用補償字眼,也沒有責任。沒有加害者,哪裡來的責任?沒有責任,也就沒有責任追究。如果有加害者,又有責任,這就要叫做賠償了。」


陳水扁慨然陳述說:「之前我沒有官方證據說蔣介石是元凶,現在查出證據了,證明蔣介石是元凶,所以我決定要把『中正紀念堂』(民進黨與綠營人士慣稱該處為『中正廟』)改名。但是當我要處理這個中正廟改名時,當時的台北市長郝龍斌就跳出來了,他說:『你怎麼可以改名?』」


中正紀念堂改名大鬥法


陳水扁總統很篤定地說他要改名。結果,台北市長郝龍斌就先下手為強。這個建築物其實是歸教育部管轄的,但此時台北市政府要來插一腳。郝龍斌市長臨時把中正紀念堂定為台北市的暫時古蹟,並於20073月進行「市定古蹟」審查程序。


「台北市的暫時古蹟?中正紀念堂這個建築物(1976年起造,1980年完工)的存在,有多長的時間?怎麼會是古蹟?最多是一個紀念性的建築物,絕對不是古蹟。但是郝龍斌為了要搶那個主導權,他不讓我改名,就說這是暫時的古蹟。」


為了更改建築物名稱,陳水扁總統不得不與郝龍斌市長鬥法。他與教育部研究如何拿回主導權。為了拿回主導權,陳水扁總統明知中正紀念堂不是古蹟,但不得不把它訂為「國定古蹟」。因為這樣,陳水扁政府才能讓教育部、文建會把中正紀念堂的名字更改。


200732日,教育部將「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更名為「國立台灣民主紀念館」,並降為四級機關。在朝小野大的情況下,該組織條例「未」依循行政程序送審立法院修法通過。此後9個月(200712月),教育部卸下中正紀念堂匾額以及牌樓上「大中至正」字樣的舉動時,一樣引發爭議。


2007510日,教育部長杜正勝發布教育部令,訂定「國立台灣民主紀念館組織規程」。2007519日,陳水扁總統宣布正式改名。然而200767日,立法院法制、教育聯席委員會決議廢止台灣民主紀念館組織規程;在舊組織條例未失效,新組織法未生效下,國民黨、新黨、親民黨等立委認定民主紀念館不存在,也依此凍結民主紀念館預算。


朝小野大  轉型正義工程困難進行


2000年到2008年,雖然陳水扁總統拿下執政權,但因立法院民進黨立委席次不多,屬於少數黨,很多法案都無法順利通過,以致轉型正義工程進行得極為辛苦。關於這一點,陳水扁總統最為清楚。


「這就好像紅十字會一樣,有一個專法,有法律保障,法律依據。但那法律是他們立法院訂的,也就是國民黨訂的。中正紀念堂也有一個組織條例,那個條例在那裡,我們要怎麼辦?一般人說依法行政,沒有廢止那個組織條例,我們怎麼樣去更改名稱?所以為了這個法律,為了行政流程,我們的行政院會先通過一個廢止案,把中正紀念堂的組織條例廢止。」


朝小野大,廢止案送去立法院,當然不會通過的。國、新、親民黨等藍營立委堅決不予廢止,他們退回行政院送去的「廢止案」且不予通過。「在那個過程當中,行政院直接通過一個行政命令,叫做『台灣民主紀念館組織規程』,那是行政命令,那個不用經過立法院一讀、二讀、三讀。所以我用行政命令做依據,把它改名,將中正紀念堂改做台灣民主紀念館。」


「他們(國民黨)控制的多數的立法院,怎麼可能讓我們(民進黨)通過?所以那個組織條例的廢止案過不了。而我們的『台灣民主紀念館組織規程』是行政命令,也要送到立法院去備查,但是他們改為審查,之後還是不通過……」


縱使立法院不通過,台灣民主紀念館(2007519日更名)還是硬撐了一年,直到陳水扁總統卸任(2008520日)。


以自由廣場,取代大中至正


2007127日,台灣民主紀念館拆除「大中至正」牌匾工程。隨後,台灣民主紀念園區的主牌樓,換上「自由廣場」這四個字。「自由廣場」字體採自書法家王羲之的書帖,每字長寬175公分,採塑鋼崁字,顏色為黑色。


這個舉動立刻獲得全美台灣同鄉會的支持,當時全美台灣同鄉會發表聲明,「民主進步黨政府的這項作為,是去除威權的象徵,符合大多數旅美台灣鄉親對於轉型正義的期盼。」


這份聲明表示,拆牌匾當天,二二八事件的受難家屬梁金鐘在現場流著熱淚開紅酒慶祝的畫面最令人動容;梁金鐘描述當年母親抱著他被槍殺、鮮血一滴滴流的慘狀,教人忍不住淚下,這番話道盡所有受害者的心聲。


這份聲明並指出,近代史的獨裁暴君從史達林、墨索里尼、希特勒到伊拉克的海珊,最後都遭到被推翻的下場,暴君雕像更被推倒踐踏、受人唾棄。世上從沒有一個國家為暴君建紀念館,唯獨台灣還留存蔣氏家廟,以及無數他的雕像,這種崇拜獨裁者的奇特現象,不僅違反民意,更是對追求民主、崇尚自由的台灣人民莫大的諷刺。


200811日,換裝後的台灣民主紀念館重新對外開放,陳水扁總統親自主持開館典禮,並以「空間解嚴」的概念,使用大量的裝置藝術(如風箏、新聞照片等)布滿整個大廳,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者名單也陳列於大廳兩側,以和蔣介石銅像代表的「威權統治」相對。


「後來,中正紀念堂在2008年政黨輪替之後又被改回原名。但是起碼有一個我有改成功而馬英九總統不敢再改回去,那就是『大中至正』,我把它改成『自由廣場』。當時我的想法是,這個場域的空間,一邊叫做『民主』紀念館,一邊叫做『自由』廣場。」


「現在又換回民進黨的蔡英文政府執政,現在已經沒有當年那些法律問題了。當年我做總統的時候,綁手綁腳都輸給國民黨。國民黨不讓我備查,我沒辦法;國民黨不同意廢止,我也沒辦法。現在光是民進黨籍立委就有68席,還不包括時代力量的5席,所以我們如果要改,現在那個法律就要改了。」


兩蔣遷葬  蔣家後代自己擺不平


據陳水扁指出,中正紀念堂改名的過程中,他還做了幾樣動作。中正紀念堂裡面有一尊蔣介石的銅像在那裡,很多人進入後都要向他膜拜、向他行禮,而門口還有憲兵跟三軍儀隊。「蔣介石活著的時候,說他是總統,在那邊維安與特勤,自然沒話說。他死了之後也還要有維安,還有特勤?因此我決定把中正廟的憲兵與維安部隊全部撤除。」


陳水扁不只撤除中正紀念堂的維安與特勤;桃園兩蔣陵寢:包括慈湖蔣介石、頭寮蔣經國,也全都撤除。


提到這一段往事,陳水扁記憶猶深,他說:「2003年宋美齡過世後,蔣經國的太太蔣方良跟他的家屬聯名,希望政府可以幫忙,把兩蔣陵寢遷去五指山,他們表示要跟這些所謂的袍澤埋葬在一起,我們也是幫忙處理。我說,沒關係,尊重家屬的意見,比照國葬,先遷葬,再辦理一次國葬就是了。」當下為了蔣家的家屬要求,國防部又花了3000萬,在五指山那邊興建蔣家墓園,然而,到現在他們仍未遷移過去。


「那時候我記得誰出來反對。蔣方良他們都贊成,是誰出來反對?是章孝嚴,即蔣孝嚴出來反對。他已經改成姓蔣了。所以說他也有權來主張了。他的理由是說他們準備兩蔣陵寢要遷回浙江省奉化縣溪口鎮,他們要回去他們的故鄉,不要在台灣入土為安。」


「另外一個理由是說,如果要比照國葬再辦一個遷葬,那時候主持這個遷葬大典的,一定是當時的總統。他們說不願讓阿扁總統來主持這個遷葬大典。」陳水扁表示,他們不要也就算了,但為了那個墓園,國防部3000萬的經費已經花下去了,總是要有個交代。後來馬英九也擔任了兩屆總統,蔣家也沒有讓他去主持遷葬大典。


扁下令,移走軍方兩百多尊銅像


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出來之後,陳水扁總統不只把中正廟改名,他還下令,請當時的國防部長李傑去查明,軍中營區、基地、軍校等,軍方相關單位裡,到底有多少蔣介石銅像。國防部長李傑回報說,總共有200多尊蔣介石銅像。


因為陳水扁總統身為三軍統帥,所以國防部長李傑不得不遵命把這200多尊蔣介石銅像移走。


「我能做的就是這樣。總統府的蔣介石銅像,我把它也移走;軍中的銅像,我也把它移走了。」


「蔣介石銅像要移去哪裡,我沒意見。總之就是不要放在軍方那裡,一直要求軍中的人永懷領袖。」


陳水扁總統強調,當時軍中有一個五大信念。當兵的人都知道,「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主義,指的就是國民黨所謂的「三民主義」。第二個就是他們(國民黨)的「領袖」,永遠不死的領袖。接下來才是「國家」。國家是排在第三順位。


「全世界沒有一個軍隊的信念,是把主義與領袖放在國家的前面。所以在我擔任總統的時代,既然台灣要走民主化之路,蔣介石就不是永遠的領袖。後來我就下令,把五大信念刪到剩下三大信念,只剩下國家、責任、榮譽。」2016年蔡英文總統就職後曾走訪陸軍官校,陸軍官校司令台那邊看過去的對面牆上,原本寫著五大信念,現在只剩下國家、責任、榮譽。這是陳水扁總統任內下令更改的。


陳水扁指出,「我所改革的這些事情,我做的這些事情,是轉型正義的一部份。台灣從威權政治走向民主政治,就是要這樣走啊。二二八的元凶就是蔣介石,為了轉型正義,為了還歷史一個公道,我就要這樣處理。」


做為一個國會僅有少數席次的執政黨總統,陳水扁針對轉型正義所能夠做的,不僅是極限,而且已經超出他的能力範圍了。陳水扁一再表示,「但是我還是盡量做。我有權力、做得到的時候,我一定做。」



本文收錄於邱斐顯主編的《二二八平反與轉型正義》201711月,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出版,p.152~165



本文作者邱斐顯,著有《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前衛出版社。





陳水扁市長:推動「二二八和平公義運動」



陳水扁市長:推動「二二八和平公義運動」
我不是倡議者,但我是實踐者

文/邱斐顯

攝影/邱萬興
錄影/李昇霖
時間2017414
地點/高雄市人文首璽交誼室


前言


陳水扁以台北市長身分宣布,1995228日為台北市的「二二八和平紀念日」。這是全台灣第一個宣布「二二八和平紀念日」的都市。此後,中央與行政院才隨後跟進。


1995228日,台北新公園內的「二二八和平紀念碑」完工矗立。1996年在陳水扁市長主導下,台北新公園改名為「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並選定台北新公園內「公園路燈管理處辦公廳舍」,做為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的館址。




1997228日,為紀念二二八事件50週年,台北二二八紀念館舉行開館典禮。該館設立宗旨在求公布史料,安慰受難者家屬,希望透過興建紀念館的方式,讓臺灣人民走出二二八陰影,將苦難提升為進步或再創造的力量,使臺灣社會重建健康心靈,愛和寬恕得以成為和諧生活的命運共同體。


從事台灣民主運動多年,陳水扁說:「我不是倡議者,但我是實踐者。」


對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印象


三十年前,二二八事件是台灣老一輩人心中「永遠的禁忌」,也是「絕對的禁忌」。談起幼年印象中的「二二八」,大家都不敢問、不敢講,陳水扁也不例外,「咱的老前輩就會跟咱說,囡仔人,有耳無喙。」


大約是陳水扁上小學之前,有一回,他大舅回到外婆家,與他一起吃飯的時候,跟他提到二二八的事情。但是他大舅也只是點到為止,不敢多講。這是他第一次聽到「二二八」這三個字的印象。


小時候,陳水扁曾經幫父親到自己住家後面的一間小店,一間中藥房兼𥴊仔店 (雜貨店),去買米酒(俗稱幌頭仔,hàinn-thâu-á)。那時候,父親給他十元,要他用九塊半買一罐米酒,五角買花生。那是他父親唯一的娛樂,小酌。


「從我家走過那條巷子,到小店之間有一間房子,我們不敢正面看,街坊鄰居都說那間屋子裡面有壞人。在我們很小很小的年紀,每次經過這個街坊鄰居所說的壞人的家時,我們都用跑的,就不知道在怕什麼。我們就是這麼長大的。」


「後來才慢慢知道,原來他們家有人被政府抓走。那位太太是非常可憐的。在那個禁忌的年代,家裡有人被抓走後,他們的人際關係差不多形同被人孤立。」這位被抓走的先生,其實也是陳氏宗親,算是陳水扁的父執長輩,他原本就是中醫,本是庒裡有學問的人士。


年紀稍長之後,陳水扁才得知,他們陳氏的公厝惠安宮後面,也有長輩去被人抓走,抓去關在火燒島(就是綠島),「他們的太太要去看他們,非常麻煩,非常困難,要走一趟非常不容易。」這就是陳水扁小時候對白色恐怖的印象。


從《自由時代》到《蓬萊島》


1984312日鄭南榕創辦《自由時代》系列週刊,由陳水扁擔任雜誌社社長。《自由時代》週刊的內文第一頁,明白揭示:「所有文字責任、法律責任、政治責任一律由總編輯鄭南榕負責」。這份雜誌共申請了18張執照。


《自由時代》雜誌為了爭取百分百的言論自由,突破國民黨的言論禁忌,大量報導蔣家神話、國防軍事弊端內幕、二二八事件、台灣獨立等議題。也因為勇於挑戰國民黨的言論禁忌,《自由時代》成為所有黨外雜誌中被警總查禁得最勤、名稱更換得最為頻繁的雜誌,並創下黨外雜誌存活最久的歷史紀錄。


黨外人士黃信介,1969年當選立法委員,日後於1979年美麗島事件被捕。陳水扁因為擔任黃信介的辯護律師,而結識黃信介的弟弟黃天福。黃天福於1984612日創辦《蓬萊島》週刊並擔任發行人,由陳水扁擔任社長、李逸洋擔任總編輯。


《蓬萊島》創刊號明白指出其延續《美麗島》雜誌的精神,標榜著以「台灣的黨外、黨外的台灣」為目標,以報導台灣黨外為重心,凝聚黨外的反對勢力,以黨外的角度看台灣的政治,以黨外的立場批判國民黨的執政。


談起這段往事,陳水扁語重心長地說:「當時在黨外雜誌蓬勃發展的時代,我是職業的『掛名社長』。《自由時代》雜誌一開始創刊的時候,我就是做社長。這個雜誌的名稱一直換來換去,但是社長都沒有換。隨後三個月,信介仙的弟弟,天福兄,他創辦一個《蓬萊島》雜誌,我也做社長。李逸洋做總編輯。」


鄭南榕、陳水扁,先後入獄


「我們辦這些雜誌,都是要批評政府、檢討時政,在當時戒嚴的時空背景下,都是在挑戰禁忌。我們要來突破這個禁忌,追求百分之百言論的自由,包括出版的自由新聞的自由,我們也付出很大的代價。」


1984年,《蓬萊島》雜誌刊出一篇文章,指出東海大學哲學系主任馮滬祥「以翻譯代替著作」,撰寫《新馬克思主義批判》一書。馮滬祥因而控告《蓬萊島》雜誌社社長陳水扁、發行人黃天福以及總編輯李逸洋三人誹謗。此即史上所稱的「蓬萊島案」,此案也被稱為「七字官司」案。


《蓬萊島》雜誌社在被馮滬祥告了之後,於是邀集 「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的七位教授來評鑑,以一百多頁報告書,舉出四十四個例證,聯合指出馮滬祥的著作確實「以翻譯代替著作」。然而當時的台灣高等法院,早已用政治手段來審判「蓬萊島案」。1986530日,高等法院判決:被告陳水扁、黃天福、李逸洋等三人有期徒刑八個月確定,並附帶民事賠償新台幣二百萬元給原告馮滬祥。這個誹謗案的判刑確定,是台灣司法案件上「空前絕後」的案例。此後,沒有一樁誹謗案的刑期比它更久的。


隨後,陳水扁、黃天福、李逸洋等三人展開全島十天六場「坐監惜別演講會」。


198669日,他們三人更以「提前入獄」的方式,挑戰國民黨的司法體系。當天經過一番抗爭,他們於1986610日入獄。


然而,《自由時代》發行人鄭南榕,卻因雜誌內容被台北市議員張德銘控告「違反選罷法」,未經審判就於198662日被捕入獄。


1986年,六月初十,我進去台北看守所。在我進去前沒幾天,Nylon(鄭南榕的別稱,所有認識鄭南榕的朋友都如此稱呼他)就先進去了。Nylon的案件,他是被告,我是他的辯護律師。後來,被告先進去,然後辯護律師也跟著後面進去,兩個一起被關在台北看守所。」


看守所內政治工作的最佳夥伴


Nylon關在孝一舍第四房,天福兄也是關在孝一舍,我是關在忠一舍一房忠棟一樓一房,那叫做天下第一關。李逸洋是跟我一起,關在忠一舍。忠一舍和孝一舍隔著一個中央走廊,我們稱之為『中山北路』。」


「我跟Nylon,是政治工作的最佳夥伴。在鄭南榕的案件中,我們是律師和當事人的關係。在那段我們兩人共同被關七個多月的時間裡,我常常向看守所提出申請,表明我是鄭南榕的辯護律師,他有很多法律問題要問我,我要去跟他解答。」


「當時Nylon不能來我的舍房,但是看守所允准我可以用律師的身分,去當事人的舍房為他解答法律問題。」


「其實我到Nylon的舍房那裡,哪有在討論案件法律問題,我們都在談論政治。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Nylon舍房裡的書和雜誌一堆又一堆,像山一樣,如果一不小心,書倒下來的話,真的會壓死人的,你看那些書有多少就知道了。」


「再來,我們被羈押的舍房只有一點多坪而已。Nylon喜歡抽煙,每次我去他那裡聞到煙味,整個舍房全部白茫茫,實在是烏煙瘴氣。所以我去他那裡,我們全都是在說社會上與政治有關的問題。我們談到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在那個時候坦白說,好像沒有說到二二八。」


198724日,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正式成立時,我人在獄中,無法躬逢其盛。214日召開記者招待會,宣布展開祈禱會、祭拜典禮、座談會、演講會、和平遊行等紀念活動時,我剛出獄三天,無法立刻為推動二二八和平日的運動做什麼,但是我敬佩這些前輩為二二八事件所做的努力。」


我不是倡議者,但我是實踐者


1987124日鄭南榕出獄;1987210陳水扁出獄。鄭南榕出獄後,立即為「二二八和平日平反運動」而奔走。1987228日,陳水扁隨即參加民進黨主辦的「紀念二二八事件40週年」紀念活動,這是他出獄後的首度和群眾會面,陳水扁在台北市永樂國小的「二二八和平日演講會」上,高舉右手,公開宣布加入民進黨,現場數以萬計的群眾親眼見證。


1987年2月28日,陳水扁在台北市永樂國小的「二二八和平日演講會」,高舉右手,公開宣布加入民進黨。攝影邱萬興。


1987318日,鄭南榕主導的「五一九綠色行動本部」,持續要求「解除戒嚴」,並發動民眾聚集在立法院前,抗議制定國安法。本來「五一九綠色行動本部」打算在419日「包圍總統府」,舉行大型示威抗議活動,後因故延期,最後決定延期到519日,由「民主進步黨」的社會運動部接辦。鄭南榕於是提前在416日於台北市金華國中一場公開演講上,大聲地說:「我是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


陳水扁表示,這些都是因為過去民間的訴求,完全不受到執政當局的重視,所以才需要一波一波地抗爭。他心裡想,如果他有實權時,他一定要做一些改變。


19947月,立法院三讀通過「省縣自治通則」,台北市民終於能在1994123日,第一次以人民直選的方式,選出台北市長。這場選舉大大地改變了台灣的政治生態。


當時民進黨市長參選人陳水扁在台北市的參選策略,摒棄民進黨過去選舉常用的悲情訴求,改採「快樂市民」、「希望城市」、「台北新故鄉」的參選理念,終於一舉攻下台北市長的寶座。


台北市1995年制定二二八和平紀念日


陳水扁從1980年投入民主運動十多年來,從美麗島事件軍法大審的辯護律師,台北市議員,到立法委員,他多是扮演質詢者的角色,只能監督地方或中央政府。而他當上台北市長,擁有行政權力時,他很希望能夠為台灣人民或台北市民做什麼。他說:「我做台北市長只有四年。但是在我施政的過程之中,我盡量可以做的部分,我絕對要來把它推動到底。」


陳水扁回憶市長任內所推動的事,「我記得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們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提出的第一個訴求,要求政府要訂立二二八和平紀念日。」


19941225日,他宣誓就任台北市長。當時台北市的府(市政府)會(市議會)關係,是朝小野大,陳水扁市長是少數政府,因為該年選舉,台北市議員全部52席,民進黨只有18席。但陳水扁有市長實權,他知道,他的民進黨同志們為了把二二八制定為和平日的理念,已經奮鬥很久了。陳水扁上任兩個月後,他以市長身分宣布1995228日為台北市的「二二八和平紀念日」。這是全台灣第一個宣布「二二八和平紀念日」的都市。此後,中央與行政院才跟進。


當年中央政府尚因各種因素,還沒宣布要把「二二八」制定為和平日。因此,正當1995228日,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代表政府,首次為二二八事件向受難者家屬及全體國人道歉之際,時任台北市長的陳水扁早已率先宣布,台北市政府自1995年起,將228日訂為「二二八和平紀念日」。


把介壽路更名為凱達格蘭大道


1996321日,陳水扁市長將總統府前的主要道路「介壽路」,更名為「凱達格蘭大道」,旁邊的廣場亦改名為凱達格蘭廣場,以象徵對台灣原住民歷史與文化的尊重。「凱達格蘭族」亦即原居於台北盆地的平埔族。



  
日治時期,原本這條路依照日本市區道路不命名的習慣而沒有路名。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中華民國的國民黨政府接管台灣後,這條道路取名為「介壽路」,為慶祝當時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的壽辰而命名。1947年,位於介壽路上的原台灣總督府廳舍,也仿照此模式而更名為介壽館,此建物後來於1949年成為中華民國總統府所在地。


一九九○年代初期,李登輝總統開始啟動「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但當時還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蔣介石是二二八事件的元凶,不過民進黨與大多數的台灣人一直認為元凶就是蔣介石,因為是蔣介石自中國派軍隊來台灣殺人的。


陳水扁提起當年更改路名的往事,依然歷歷在目。「二二八事件,叫軍隊屠殺台灣人,就是他(蔣介石)下令的,所以對那一條路叫做介壽路,台北市最重要的一條,也是全國最重要的一條,總統府前面那一條路叫做介壽路,其實是『介夭壽』的路,所以我一定要把它改掉。二二八的元凶不是最夭壽嗎?」


「我不願看到介壽路出現在台北市的街路裡面。後來我才發起這個介壽路改名命名的全國命名運動。當時有6000多個人出來參加命名,取了7000多個名字。有人命名為『短路』(故障)、也有人以諧音『瑪麗聯盟路』來命名,大家都發揮創意。」


「我絕對要把它叫做大道,那時候我們台灣的路名還沒有『大道』這兩個字。在紐約有第五大道之類的。大道是我第一個取的,到最後,只剩下兩個名字,一個叫做艋舺大道,一個叫做凱達格蘭大道。最後我圈選凱達格蘭大道。因為我們台北人,最原始就是凱達格蘭人,平埔族的凱達格蘭族,我們不能忘本。」


建碑、公園改名、設紀念館


1995228日,台北新公園內的「二二八和平紀念碑」正式揭碑。次年(1996228日在陳水扁市長主導下,新公園改名為「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並選定台北新公園內「公園路燈管理處辦公廳舍」,作為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的館址,希望藉此安慰受難者家屬心中的哀痛,更希望後代子孫能記取歷史教訓,共同為台灣的前途和人民奮鬥。


日治時期,1930年台灣總督府交通局於台北新公園內成立台北放送局。1945年國民黨政府接收後,改為台灣廣播公司。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憤怒的民眾衝進電台,對外播音發出控訴,反抗國民黨政府處理不當。1949年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將此處改為中國廣播公司。1972年中國廣播公司新建廳舍完成後,遷出此處,並將之交還台北市政府,日後成為台北市政府公園路燈管理處辦公廳舍。1996年,台北市政府基於這棟建築物在二二八事件中的重要地位與歷史意義,選定作為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的館址。


其實,台北市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之和平紀念碑立於1995228日,作者為王俊雄、鄭自財、陳振豐與張安清。當時陳水扁市長曾央請陳芳明教授為該紀念碑擬定碑文,紀念碑經2年「有碑無文」的爭議歲月後,陳芳明所擬的642字碑文,經過約30次會議字斟句酌後敲定,並於1997228日揭碑;至此,該紀念碑才算正式落成。


二二八和平紀念碑碑文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消息傳來,萬民歡騰,慶幸脫離不公不義之殖民統治。詎料台灣行政長官陳儀,肩負接收治台重任,卻不諳民情,施政偏頗,歧視台民,加以官紀敗壞,産銷失調,物價飛漲,失業嚴重,民衆不滿情緒瀕於沸點。

1947227日,專賣局人員於台北市延平北路查緝私菸,打傷女販,誤殺路人,激起民憤。次日,台北群衆遊行示威,前往長官公署請求懲凶,不意竟遭槍擊,死傷數人,由是點燃全面抗爭怒火。爲解決爭端與消除積怨,各地士紳組成事件處理委員會,居中協調,並提出政治改革要求。

不料,陳儀顢頇剛愎,壹面協調,壹面以士紳爲奸匪叛徒,逕向南京請兵。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聞報,即派兵來台。38日,二十壹師在師長劉雨卿指揮下登陸基隆。10日,全台戒嚴。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及憲兵團長張慕陶等人,在鎮壓清鄉時,株連無辜,數月之間,死傷、失蹤者數以萬計,其中以基隆、台北、嘉義、高雄最爲慘重,事稱二二八事件。

斯後近半世紀,台灣長期戒嚴,朝野襟若寒蟬,莫敢觸及此壹禁忌。然冤屈郁積,終須宣洩,省籍猜忌與統獨爭議,尤屬隱憂。1987年解嚴後,各界深感沈疴不治,安和難期,乃有二二八事件之調查研究,國家元首之致歉,受難者與其家屬之補償,以及紀念碑之建立。療愈社會巨創,有賴全民共盡心力。勒石雋文,旨在告慰亡者在天之靈,平撫受難者及其家屬悲憤之情,並警示國人,引爲殷鑒。自今而後,無分妳我,凝爲壹體,互助以愛,相待以誠,化仇恨於無形,肇和平於永恆。天佑寶島,萬古長青。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謹立


期許歷史悲劇不再發生


1997228日,二二八事件50週年,台北市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沿革記事碑,正式落成。台北二二八紀念館正式開館。台北市政府不僅首創由官方主辦的各項二二八紀念活動,同時也推動美術展、音樂會、文物展、發行二二八紀念胸章、二二八紀念捷運儲值票等活動。


陳水扁市長曾在1997225日台北市政府第897次市政會議,針對紀念二二八事件50週年,表示:「二二八紀念館成立為歷史性工程,除追思緬懷與反省之外,希望在台北新故鄉裡,真正做到族群融合,為國家前途攜手合作,共創更美好的明日。」


同時,他也指出,新市府成立兩年來,不斷透過各種努力及關懷,以政府的力量推動紀念及平反的工作,希望讓過去的歷史悲劇不被忘懷,平撫所有受難者的心靈,使歷史殷鑑不再發生,族群和諧、族群共榮能真正落實在每位市民的生活裏,市府對「二二八事件」如此,對「白色恐怖」也是這樣。


  
本文收錄於邱斐顯主編的《二二八平反與轉型正義》201711月,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出版,p.124~133



本文作者邱斐顯,著有《想為台灣做一件事》2010年,前衛出版社。